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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现代史》（下册）一些容易混淆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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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对中国领土垂涎已久，而不是1929到1931年的经济危机。
长征的胜利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而不是遵义会议。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而不在于张学良、杨虎城。
国民党组织正面战场抵抗日本侵略的时间是在“八一三事变”后，而不是“七七事变”。
抗战初期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但不消极抗战。
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在抗战初期，而不是在相持阶段。
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根据地，但不是敌后抗日根据地。
百团大战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但没有使抗战形势好转。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标志是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而不是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
抗日战争胜利为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因为抗战使抗日民主力量不断壮大，而不是因为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1947年解放军在外线实施战略反攻的表现是三路大军挺进中原，而不能只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
人民解放战争走向胜利的历史转折点是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而不是战略决战。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重点解决了革命胜利后，中国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重大问题，而不是战争中的军事问题。
《共同纲领》规定我国的社会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
新中国成立标志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并没有彻底完成。
全国领土基本解放的时间是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而不是1950年，基本歼灭祖国大陆上的国民党残余军队和武装力量。
新中国财政经济根本好转的时间是在1952年，而不是在1950年。
确立工人阶级在工矿企业领导地位的是工矿企业的民主改革，而不是“五反”运动。
“一五”计划超额完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但没有完成工业化。
客观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失败的事件是“九一三事件”，而不是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
文化大革命中经济建设取得一定成绩的根本原因在于广大干部、群众对“左”倾错误的抵制，而不是周恩来、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努力。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最深远的历史意义在于它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而不是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奠定思想基础。
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思想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形成、而不是中共“十三大”。
新时期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使农民获得生产和分配自主权，而不是要变革以往的土地所有制。
台湾问题属于国家统一问题，是中国自己内政，而不涉及主权回归问题。
唐山 于胜龙 来源：人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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